他强调要用本地的概念，而不是西方法律概念来表达他们自己的法律。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理解为共同富裕，在现代社会主义阶段是共同自由。关于党规的讨论中最根本的问题莫过于党规与国法的关系。

社会主义国体：党导国 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议制民主一般体现为党争民主制，政党与国家权力表面上是分离的，政党只有通过竞选才能成为国家权力的一部分，然而，党争民主制根本上无法反映公意，缺乏正当性。其次，党导民主制是一种层级式的民主体制。党导法规应该由中国共产党起草、党内民主通过，最终由人民民主确立，因为党导法规不仅关涉中国共产党，而且关涉全国人民。无论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过渡阶段还是在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础上建立的必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德性政治都是党导民主制。中国共产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是一个巨大进步，然而依法治国和从严治党仍然是两个体系，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清楚。

一项规则是否具有实然法律效力的判断标准是实际的强制约束力。自我主义下的政党政治不能是党争民主制，因为党争民主下政党将会为了党的利益损害国家利益，自我主义下的政党政治只能采取党导民主制，政党自我约束和规范。上述两种策略各具自身的目标指向。

构成要件是否满足问题——其在规定内容并不完全的情形中并非无需评价性的具体化就能得以解决——，在此种语境中不是探寻目的无涉的认识，而是获取一个实践性的行为指示。在法秩序的阶梯构造框架下达成的最高等级的原则愈加具体的具体化乃至个案裁判之间，不存在规范创制和规范适用之间的原则上的区别，只存在程度上的区别。故而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具体化和裁量权的行使不存在原则上的差异。原则不含有相对有条件的规制内容，因而涵摄模式对其不适用。

[44]关于修宪者对原则进行的具体化，参见Hain, (Fn. 4), S. 183. 此处阐述的原则具体化的开放性基本上也可以移用到行政机关进行的具体化之上。[62]在此之外，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意义的探寻属于司法的传统和经典的作业领域，且其结构在行政法之中与在民法或者刑法之中并没有原则上的差异。

这也同时表明，这个观点在哲学上没有可靠基础，而是立于薄冰之上。只有在具体化的过程中将这些主导思想与实际条件以及此条件中应予参考的规范建立联系，它们才能导出具体的规制内容，乃至成为规则。[38]其原因在于，只要某一规则就某一具体法律问题而言不含有规制内容，必要的进一步的规制只能通过回溯原则达成，这就意味着在作为原则的必要适用模式的关联化的基础上。承认不确定法律概念赋予行政机关酌定空间并不意味着行政司法审查强度的降低，原则的具体化思想为此提供了既能为此提供可操作的方法和标准，也能更为完美地建构相应的教义学体系

如果裁判规则没有法律依据，该案的裁判结果的权威便失去了法律源泉，而且还有侵越立法权之嫌。二 归纳裁判规则 在很多裁判文书中，裁判规则表现得并不明显，有时仅从裁判文书中甚至不能准确的找出该案所确立的裁判规则。随着法律科学研究的精密化，这种原生特性和作用在法律研究者眼中已经不再重要甚至有时被忽视或遗忘，但这丝毫不影响案例或案件裁判在确定法律关系、事实状态、化解矛盾、解决纠纷方面的基本作用。目前，我国的证据法理论和实践尚不发达，相关案例中的这部分内容也比较薄弱，很多裁判文书中列举了一大串证据清单，跟随其后最常见的一句反映自由心证的话，就是以上证据足以认定某某事实。

司法机关处理具体案件过程中的一项主要活动，就是把一个或多个抽象的法律规范适用于该案件的具体事实，因此，审判活动的每一步都可能有对法律的解释和适用。下面对案例内涵的阐述也多基于案例的这两种特性。

简言之，一个法律规范中肯定不会提及张三、李四这种特定主体，而只可能规定一般条件的主体。中国的学者则称案例为活动着的法典，是法治的细胞。

与该案一样，其他所有案例也都明示或暗示地包含了这样两类解释在内。三 案例中必须有由母规则派生出子规则的说理过程 在普通法中，只有这部分可以最佳体现法官对法律的发展，筑就后人遵循的先例。三是裁判规则应当是抽象的，但其抽象程度只能比案情的具体化程度高出一个层次。在法院里，越来越多的法官开始重视案例的参考作用，越来越多的律师在法庭上使用案例，裁判文书改革使之越来越适应案例指导的要求，专门从事案例开发的研究队伍在日益壮大。裁判规则是裁判者对法律进行解释的结果，是成文法规范的具体化。这里，笔者结合自己编选案例的经验，提出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 认定事实的规则和技术 一个成功案例的基础条件是事实清楚。与普通大众一样，法律职业人士对于某个事件（案件）也会有先入之见。

因此，应当摆正裁判规则作为子规则的位置。近年来，在司法文献方面有两种现象逐渐引起了关注：一是司法解释条款的数量远远多于被解释的对象——法律的条款。

对于公安局不支付奖励金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 1 款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判决东港市公安局支付奖励金。证据规则与实体法律规则的一个重要不同之处，就是证据问题被称为交织于事实中的法律问题。

笔者将结合建设案例指导制度的大背景，简要阐述案例的特性、案例的内容以及如何培养案例意识等问题。当然，真正具有发展法律的意义、成为研究案例者研究对象的，不会是那些已经成为普遍理解或共识的法律解释结论，而是那些未曾出现过、未达成普遍理解、未形成共识或具有一定独创性的解释结论。这就需要编写者下一番工夫把它挖掘出来。案例难以发挥应有的指导和参考作用。

用前面提到的法律现实主义的表述，这些裁判规则才是真正发生效力的法律。没有它，就难有司法公信，难有司法权威。

这个结论与个人判断无关，与先入之见无关。在撰写这部分内容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最好运用主流的、成熟的裁判理论。

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3 年公布的鲁瑞庚诉辽宁省东港市公安局悬赏广告纠纷案为例，二审法院认为鲁瑞庚完成了东港市公安局发布的悬赏通告中所指定的行为，应当获得公安局在通告中承诺的奖励。证据规则的解释和适用便是法律的解释和适用。

案例的这一特性也成为判例制度或案例指导制度的基础之一。这也是国家设立司法机构最初的目的。第三，当案件中存在上级法院也没有遇到过的疑难问题时，应当考虑其他法院是如何处理的？为什么这样处理？能否作为参考？ 第四，国外法院是否处理过类似的案件？结果如何？ 第五，平时是否注意收集和研究其他法院公布的案例乃至报刊上发布的案例分析文章？以上是对案例的特性、编写等问题的一些初步认识。编写者要回答自己几个问题：为什么要编写这个案例？其中有没有未曾遇到过的新规则？它将为法律发展作出什么贡献？如果自己对答案不满意，则应当放弃编写。

这一过程的直接效果，就是在具体案件裁判中蕴含的裁判规则与所解释的法律规范之间，构架起稳固的桥梁。因此，实践中总结了这样一个判断标准，即：证据规则适用问题是认定事实之前的法律问题，而实体法律适用问题是认定事实之后的法律问题。

那么，下面就让我们看看这种动态法典有哪些特性。实际上除此之外，该案中还有很多项内容都在同时完成了法律解释的过程，如：时年 27 岁的东港市民鲁瑞庚属于公民的范畴，支付承诺的奖励金是承担民事责任的形式等。

只是宣布裁判规则（裁判结论）而不展示通向子规则的途径，便无法令人信服。司法实践中，我们发现很多裁判文书不引用实体法，而是大谈特谈法理学说，结果是论理有余，但法律依据不足，影响了裁判的权威性。